12家跨国药企研发回报率降至9年最低，研发投资分化！

日期:2020-05-14

在2020年的开端，我们度过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日子，尽管疫情在前，商业化竞争还将继续！

据统计报告显示，2019年

全球TOP12药企的在研发上的投资回报率仅为1.9%，为9年来最低，而2010年时候这个数值是10.1%；
平均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则达到了21.8亿美元，与2010年（11.8亿美元）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新药上市以后的平均销售峰值预测却从2010年的8.16亿美元下降至4.07亿美元。

跨国药企研发战略正在微调......

药企医药研发投入风向加速分化

2019年，药企医药研发投入风向加速分化。13家跨国药企 2019年合计的研发费用虽然体量庞大，但整体较2018年下降了1.93%，研发投资回报率降至9年最低。

▲13家跨国药企研发情况

*汇率兑换（5月13日）：1瑞士法郎=1.0304亿美元、1丹麦克朗=0.1454美元、1欧元=1.0841美元、1英镑=1.2301美元

具体而言，辉瑞、艾伯维、拜耳、百时美施贵宝及诺和诺德2019年在研发费用上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艾伯维，2019年研发费用同比下降近40%。

而罗氏及GSK2019年在研发费用上的增长明显，同比增长分别为16.13%及17.34%。

13家跨国药企2019年合计研发支出背后，揭示了跨国药企共同面临的研发选择挑战：是自主研发还是买进创新药？从现实来看，前者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在此背景下，跨国药企越发攥紧了手中的研发投入，转向通过“整合、剥离、并购、重组”等手段完成产品线的更新换代。不少跨国选择通过并购获得胜率更大的创新药品种。

EvaluatePharma发布了年度预测报告《World Preview 2019, Outlook to 2024》，预测了2024年全球最畅销药物Top10。其中有7个药物是BMS、MSD、强生、辉瑞、Abbive并购获得。

默沙东2009年以411亿美元收购先灵葆雅，获得K药，2019年突破百亿大关，营收110.84亿美元，并在2024年将取代Humira，成为全球最畅销药物的下一代“药王”，营收达170.09亿美元。

而BMS有两笔“发财”的买卖：一笔是2009年以24亿美元收购Medarex Inc，获得了其PD-1抑制剂O药。

作为全球首个上市的PD-1抑制剂，O药在全球市场的表现始终“气势如虹”，一路“攻城拔寨”，2019年营收72.04亿元。到2024年， O药将成为全球第4大畅销药物，达113.23亿美元。

另一笔是年初，BMS以740亿美元完成对新基的收购，将新基当家花旦Revlimid收入麾下。到2024年， Revlimid将成为全球第7大畅销药物，达80.57亿美元。

2015年4月，艾伯维放出了一个大招，以210亿美元的成交价格将Pharmacyclics公司纳入囊中，从而可以获得另外一款传奇药物Imbruvica。

Imbruvica在2016年贡献了16亿美元，2017年为26亿美元，2018年为36亿美元，2019年营收47亿美元，成为仅次于Humira的第二大重磅药品。

2024年，Imbruvica全球销售额将达到95.14亿美元，位列全球十大畅销药第5位。

2009年，辉瑞以680亿美元收购惠氏，将全世界最畅销的疫苗 —— 肺炎疫苗Prevnar 13囊获。Prevnar 13一直是辉瑞Top1品种，2019年营收58亿美元。

“冰火两重天”，生物药新贵研发同期+35%

全球Top 100生物药“新贵”研发支出较2018年同期劲增35%，与跨国药企2019年整体在研发支出上的明显“降温”相比，生物药“新贵”2019年在研发领域可谓是如火如荼。

▲生物药“新贵”Top20研发支出

聚焦到Top 100生物药”新贵“的前20强，两大阵营研发“冰火两重天”的情况更加明显。
全球前20强生物药“新贵”中，仅渤健、Incyte及Zealand Pharma三家研发投入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 吉利德科学、再生元、百济神州、Ionis Pharmaceutical、Sarepta Therapeutics及Sage Therapeutics 6家生物药企2019年研发费用同比更是增长超过30%，与跨国药企2019年研发支出情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

跨国药企“撤离潮”下的玄机

在跨国药企重新审视自身全球研发体系的大背景下，无法自证价值又十分烧钱的那些早期研发中心首当其冲，成为被裁撤的对象。

全球背景下，2017年9月，礼来关闭了位于新泽西州布里奇沃特的一处研发办公室，以优化药物研究和开发业务。
2018年9月，武田公布了关闭芝加哥地区美国总部的计划，并将其美国业务集中在Shire运营的波士顿地区，此举将关闭1000个相关岗位，并承诺将削减约7%的合并员工。

月底，诺华宣布，计划在其总部瑞士削减2200多个工作岗位，此举将波及1500位药品生产一线员工以及约700名商业服务部门职员。
2019年1月，阿斯利康宣布，为了简化生物制剂生产，阿斯利康正在关闭科罗拉多州的两家工厂，并裁员210名工人。
2020年初，罗氏宣布关闭位于爱尔兰克莱尔卡斯尔（Clarecastle）的工厂，并解雇132名员工。
在中国，2017年8月，GSK调整张江研发中心战略的消息就首先引起热议。作为聚焦研发战略的一部分，GSK将缩小全球神经科学领域的研发活动范围，包括终止一些研发项目。在上海开展的神经系统药物研发方面的优先研发项目将会继续进行，并将转入位于美国Upper Providence的研发中心。
随后GSK在2019年7月宣布，以2.5亿元出售其在华最大工厂苏州工厂100%股权给复星医药。与此打包出售的还有该厂持有的乙肝明星药“贺普丁”（拉米夫定）。
2017年9月7日，礼来宣布将关闭在中国成长了5年的上海张江糖尿病药物研发中心。同一时间，礼来总部也宣布计划在全球领域裁员3500人，约占其全部员工总数的8%。
随后2019年4月，礼来与亿腾医药签署协议，向其出售旗下抗生素产品希刻劳和稳可信在中国大陆的权利，以及位于苏州的希刻劳生产工厂。
2019年9月5日，诺华将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卖给九洲药业。
结合此前艾伯维裁撤在华肾病研发中心、诺华解散中国生物研发部门、罗氏裁减中国生物药研发团队等跨国药企在本土研发方面的动作，跨国药企正在重新审视在华布局。
全球新药研发趋势在变，市场环境在变，中国本土的医药市场和政策也在进行波动，这使得跨国药企在寻求新的业绩增长点的同时开始调整对中国本土的研发策略。

跨国药企新的本土研发策略

礼来虽然关掉在华工厂，但2018年3月14日，礼来宣布其中国创新合作中心正式在上海成立，礼来表示通过该创新中心将聚焦更多通过本土协作推动早期新药研发。
GSK虽然已将神经系统药物研发中心关停，但GSK与本土研发合作，工作重点在呼吸、乙肝类产品研发。
阿斯利康则另辟新模式，于2017年11月27日宣布与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合作成立股权均等、独立自主经营的迪哲（江苏）医药有限公司，专注于创新药的探索、研发和商业化。

政策冲击，未来全球制药巨头战略调整更加频繁

跨国药企设立中国研发中心有的在于进行早期研究，有的则是偏重于降低临床试验环节的成本。

不过，政策导向在中国医药行业的作用尤为明显，特别是自2015年之后，医药行业政策进行着持续深入的改革和行业秩序规范。

跨国药企兴建研发中心之初，是为了让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开展相关临床试验，但彼时中国的临床试验尚缺乏强有力监督。
2015年7月22日，称为“史上最严”的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核查事件震荡了整个行业，同时也是监管部门对临床试验环节重拳整顿的警钟。
除此之外，国内医药分开、药占比、一致性评价、4+7、医保谈判等政策，也使得跨国药企在国内市场新药利润大不如前，未来将会进一步审视中国本土研发投入价值考量，以及未来研发的布局。

本土创新药企迎来“小浪潮”

中国的药企生态虽然与国际存在明显不同，在跨国药企之外中国药企希望跻身国际，需要清晰利用变化所带来的机会。

相对于跨国药企药价受政策挤压，中国本土研发创新环境近年来得到快速改善，政策对医药创新加大了鼓励和扶持力度。

新药审评审批加快、CRO行业崛起、资本对创新药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等，这些综合起来，不仅带动了本土药企对创新药的投入，也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归人才回国创办创新型药企。

跨国药企迎来了人才流失的新挑战，近两年就出现了跨国药企高管转身进入本土创新药企的小浪潮。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创新机遇下本土药企研发型人才的需求也随之提升。

跨国药企人才“回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