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大流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好像是把整个社会带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实践——人们都宅在家里,对现代社会有什么影响?从就医角度来说,眼下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人从“群居”变为“独居”后,确实会减少去医院的概率。
但这对于处于疫情风暴中心的医院来说,未必是件值得开心的事。
4月17日,国家卫健委《2020年1-2月全国医疗服务情况》显示:
全国医院诊疗量缩水四分之一,收入大幅下降。
医院不敢收患者,患者不敢到医院,疫情之下,医院运行状况受到严重冲击。
南京一家三甲公立医院院长表示,因为防控支出增加,与往年同期相比,该院近两月支出增加20%,业务营收却下降50%。
疫情潮水退去,医院陷入“生存危机”,入不敷出的局面如何应对?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就医新常态,医院又如何跟上脚步?
▲疫情期间,某医院门诊楼走廊
至暗时刻,医院现金流吃紧
在疫情爆发之初,人们最惶惶不安的2月,全国大部分门诊都处于停摆的边缘,医院的业务量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从医院诊疗人次来看,2020年2月:
医院类型上,公立、民营医院均损失惨重,前者(-47.5%)受损面略大于后者(-45%);
医院等级上,三级医院下滑最为明显,达51.8%,二级和一级医院相差无几,分别为-41.2%、-41.9%
几乎所有的医疗机构门诊量都出现了同比下滑。
▲不含湖北省、诊所、及村卫生室数据,来自:国家卫健委
另一份来自民间(广州艾力彼)的医院运营调查问卷(以下简称调查),看起来则更为“惊悚”。
*问卷共316份,覆盖26个省份,其中公立医院204家,社会办医医院112家,三级及以上医院占比63.92%。
调查显示,2020年2月,99.37%的医院的门诊量出现了下滑;100%医院的住院量和手术量出现下滑。
门诊量、住院量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医院现金流的吃紧。调查显示,94.1%的医院在疫情期间出现了现金流的同比下降,其中:
76.6%的医院下降幅度超过20%;
15.6%的医院下降在10%-20%之间;
只有4.5%的医院基本没有影响。
一位福建省三级甲等医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医院收入至今只能恢复到原来的55%~60% ”,而河南省某县级二甲医院院长则表示,“初步估计较去年同期比,约减少2000万”。
随着防控工作常态化,公立医院如果不自求生路,以后情况恐怕会越来越糟。
活下去,有两条路
疫情造成的极端环境下,医院想要活下去,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个是节流,一个是开源。
节流:工资成医院最大成本,医护人员“躺枪”
调查显示,在人力成本占医院总成本的比重上,疫情前后发生了巨大落差:
疫情之前,只有8.9%的医院这一比重超过50%;
疫情以后,人力成本占比50%以上区间的占比快速上升到了32.3%。
人力成本的支出,成为了大部分医院疫情期间最主要的支出,也是对医院现金流压力最大的支出。
因此,公立医院管理者不约而同地把节流的“第一刀”,瞄准了医护人员的奖金薪酬上。
所以,我们近期陆续看到了这样的新闻:
咸阳市妇幼保健院通过一次考试,实行末位淘汰,一次性裁掉40多人,被裁掉的医护人员中大多数都曾在抗疫一线;
上海的多家医院医生表示,他们2月份奖金只能拿到平时6成,3月份是8成左右;
更有早前消息,多地医务人员反映抗疫补贴被收回;
山东、宁夏相关医护人员发起讨薪抗议……
这类零星的新闻并不是偶然事件,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民营医院,为了“节流”,薪资减少或将成为常态。
开源:寻求财政补贴?没那么容易
公立医院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业务收入和财政补贴。业务收入减少了,医院自然而然地会希望财政补贴给到弥补。
79.11%的医院希望政府能够在财政上给予医院补贴;
67.72%的医院希望医保能给予扶持;
53.16%的医院希望政府给与财税方面的政策倾斜。
想法很美好,但现实很残酷。
在公立医院日常的资金来源中,政府投入或政府补助仅占约10%。剩下90%的资金都要靠医院经营来解决。这些资金包括了买CT等医疗设备、给医生发工资、发奖金、做科研等所有开支。
在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下,额外补助的申请会更加艰难,从现有资料看,
全国新基建项目预计在医疗方向的投入比例仅为1%,寥寥无几;
医保资金也在疫情之中“元气大伤”,既要支付医疗费,还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减征单位缴费,截止3月5日,已支付账单191亿元;
地方财政上,收支矛盾更是雪上加霜,今年一季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12.3%,支出同比-7%。
四川省某市级医院院长直言,“现在疫情影响这么大,(寄托)财政补贴还是很难的。”
开源和节流这两条路,进一步是悬崖,退一步是炼狱,公立医院院长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成为疫情中最为焦虑的群体之一。
自求多福的民营医院
不管怎么说,公立医院至少还有机会“抱大腿”,而民营医院,就只能靠自己。
民营医院本身规模小、底子薄,很多都是负债经营,因此受到的冲击更大。调查显示,社会办医医院现金流可以支撑2个月以下的占被调查社会办医医院的57.1%。
从历史原因来看,2016年的魏则西事件,基本把莆田系赶出了医疗体系,清除了毒瘤。但其负面影响却是:一些正常经营的民营医院也被一刀切,民营资本损失惨重,心有余悸,加之医院经营复杂,是个“高投入、慢回报”的行业,资本市场上,靠民营医院一己之力成功上市的企业寥寥无几。
总而言之,民营医院在中国的发展至今尚未走上正规。
疫情带来的残酷打击之下,多家民营医院表示,连续几个月没有收入,加剧了行业洗牌的速度:对开业时间长、有一定口碑、筹资渠道强的民营医院来说,几个月的冲击还能挺过去。
但是对于民营专科医院来说,日子更加难过。比如口腔、整形美容、体检、眼科等,在疫情期间几乎全部停业,收入为零,但员工工资、门店房租、医用耗材等材料的工程款还是要付。
由于医院资金链断裂、巨额欠薪,已经陆续有民营医院跌倒在黎明前夜。
4月29日,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将合肥正大中西医结合医院列入劳动保障失信“黑名单”。
不久之后,更多的关门、倒闭,可能成为民营医院要面对的现实。
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
在部分学者看来,如果在疫情之后,进行一场医疗改革,不仅可缓解时下危机、也能促进我国医疗体系更好的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认为,既然医院必然将面临危机,那我们不妨转变思路,进行新的尝试与实验。
在这次抗疫中,免费医疗和财政兜底给老百姓带来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次疫情也是一次成功的免费医疗社会实践,让我们看到免费医疗是可行的。
“免费医疗不是看病不花钱,而是支付方式的改革。”李玲教授解释说,改革可以学习福建的三明模式。
三明模式的核心就是把医保、医疗、医药联动起来,改革的重点是改政府,把所有医保的钱整合起来,用医保的钱直接支付医生的工资和医院的运行。
这样一来,医生工资按照政府举办公立医院考核制度发放,并非医院营收支付,这样让好医生拿到好收入,回归医生救死扶伤的本色,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黄奇帆则认为,是时候大力扶持社会办医力量了。特别是在政府投入薄弱的公共卫生教育领域,应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公共卫生的研究和教育过程之中。
除专家学者外,一些行动派的院长已经就后疫情时期如何有序复工复产的课题,开始了实践。
一直在最前线与病毒贴身搏斗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副院长刘争,提出了“以‘去时空医疗’为工具,最大化减少人流”来缓解后疫情时代医院的改革之路。
具体包括
推进互联网医疗;
提高预约率;
加强诊疗流程的在线化;
院内物流的技术进行非接触的运输;
这正是近年来的热门概念——智慧医院的缩影。
无独有偶,在疫情的倒逼下,刘院长不是唯一一位将改革重心瞄准智慧医院的改革派。
受疫情影响,业务量下降,收入骤降。尽管顶着一定的运营压力,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依然选择在疫情期间启动了智慧医院建设项目。
院长顾民表示,医院信息化建设基本是以千万元的投入起步,这是公立医院应该抓住的发展机遇。
但是,也有人就这个改革路径提出了质疑。
春田医管创始人、原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撰文发出疑问:在三级公立医院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线上初诊和复诊了,可以完成整个诊疗的闭环了,患者为什么还要到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三甲医院获益更多,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会越来越弱势,越来越被边缘化。”
这就引出了一个尴尬的问题——互联网医院的快速发展,会不会与分级诊疗制度背道而驰?
改革过程中,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存在既定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至少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疫情之下,世界正处于一个新达尔文时刻,适者生存,就像800米赛跑一样,既要有爆发力,又要有韧性,才能够坚持下来。
对于医院来说,也是如此,不奔跑则意味着被淘汰,只有适应新环境,创新求变,才能最终在这样的达尔文时刻胜出。